原标题：1978年访日，日本记者问的归属，邓公：等10年没关系

  1978年10月22日下午4时22分，一架尾翼上漆有红五星的中国三叉戟军用飞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降落，这是一行乘坐的专机。此次来日本，是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前往日本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并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此后中日关系如同老牛拉破车般缓慢地向前发展着，始终未成奔腾之势，直到1978年踏上日本国土，才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此次访问日本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却在整个世界引起了轰动。著名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对此次访问进行了这样的评论：“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人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也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日本新闻界则称访日在日本掀起了“旋风”。

  的专机降落以后，日本外相园田直在一行下飞机前，抢先登上舷梯，直接走进机舱迎接。这一举动是双方事先都没有安排的。日本礼宾官员试图拦阻说：“外相您上飞机迎接，太隆重了吧！”

  园田直走上飞机后，还没等他开口，满面笑容的就握住他的手说：“我还是来了嘛！”

  园田直也紧紧握住的手，激动地说：“您给我们大家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园田直的这句话可谓一语双关，既指这天是东京连绵数日之后的第一个大晴天，东京秋高气爽，又表明此次访问将意味着中日关系将有“艳阳天”般的好前景。

  然后和园田直一起走出舱门，肩并肩走下舷梯，而后驱车前往坐落在东京市中心的赤坂迎宾馆。进宾馆的第一句话便是：“这里好像是缩小了的法国凡尔赛宫嘛！”

  赤坂迎宾馆原来是天皇的离宫，1968到1974年照巴黎凡尔赛宫的模式改建为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田中角荣在访问中国时曾对周恩来说，希望他能成为这个宾馆的第一位客人，周恩来欣然同意，却最终没有去成。如今住进了赤坂迎宾馆，也算是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

  第二天上午9月30分，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访日。然后和福田赳夫肩并肩来到首相官邸的二楼办公室，开始做大约30分钟的会谈。

  双方落座以后，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见状，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一包“熊猫牌”香烟，给在场的男官员每人发了一支。中国领导人平易近人的态度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原本“冷冰冰”的会议室，一下子“热”了起来。

  交谈中，提到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有过长期的友好合作。福田赳夫听后如释重负地说：“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结束了。”

  谈话结束以后，福国赳夫表示：他只是了解战前的中国，而对于战后快速的提升的中国，他只是听说，没有去亲眼所见。马上接过话说：“随时欢迎福田首相访问中国！”

  10时30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在首相官邸一楼大厅举行。园田直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用毛笔分别在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签字，与会者热烈鼓掌。仪式结束后，端着酒杯到福田赳夫面前祝酒：“为天皇陛下，为福田首相阁下，为日本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接着放下酒杯直到福田赳夫跟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住他。福田这位总是自称“外交家”的首相，显然对的这一举动缺乏思想准备，表现得有些慌乱，姿势也颇为僵硬。记者们见状不禁笑起来，随后响起了一片掌声。

  中午12点整，前往皇宫，会见了裕仁天皇。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二战后第一次会见天皇，此前日方人士对会见提心吊胆，生怕会当面追究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说出令天皇难堪的话来，但整个会见却是出人意料地轻松。

  裕仁天皇首先说：“在百忙中，阁下特意抽空来日本互换日中条约的批准书，我感到特别高兴。”

  则回答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的这句话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裕仁天皇深受感动，也诚恳地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据说，那已成为过去。”

  后来日本共同社曾这么评论裕仁天皇的这段话：“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方面，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10月24日，会见了日本众参两院议长及在野党领导人，在交谈中他讲起了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并且风趣地说：“我此行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第二，是对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示感谢；第三，是像徐福一样来日本寻找‘仙草’。”

  公明党的竹入义胜问：“长生不老药不就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吗？”含笑点头表示赞同。

  10月25日下午，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共有400多名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著名通讯社的记者出席，这些人都是提问尖锐、毫不留情的“主儿”。有一位日本记者就直接问的归属问题，此话一出，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甲午战争后一度被割让给日本。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它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说：“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了问题了。”对此日方表示同意。

  这个问题既然提出来了，我愿意谈谈我的看法。尖阁列岛，我们叫，这一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不一样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样的一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这样的一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不光是，中国南海的一些岛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我们也持同样的看法。

  现场的人都对关于的回答倍加称赞。有位法律专家说：“邓讲的有高度政治内容，从法律角度也无可挑剔。”还有人说：“邓的发言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体现了理论家的才华与实干家的自信二者的结合。”

  10月25日下午，访问了日本的神奈川县，神奈川县是日本的一级行政区之一，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它的工业总产量位居全日本第二，在日产公司总裁的陪同下，参观了一家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在工厂里，看见眼前组装汽车的流水线正在缓缓移动，几十个机器人操着各种工具依次焊接车体，各种精确的自动组装动作有条不紊，电火花不停闪烁，他于是问总经理石原井：“自动化程度达到多少比例了？”

  此时黄华凑到耳边说：“按劳动生产率算，这个工厂是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99倍。”

  访日期间，还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新日铁君津制铁所是一家日本最先进的钢铁公司。这个厂是此次访日考察的重点，与是否推进宝钢项目有着重要的关联。

  参观时，得知君津钢铁厂年产钢铁1200万吨，而且轧钢机的标志牌上写着“1969”字样，表明这个机器是1969年投产的，他不禁感叹说：“是啊，1969，人家在搞自动化，我们在折腾！我们的鞍钢，是日本30年代的钢铁生产水平。我们确实落后太多。我看这个君津钢铁厂很好，如果把它搬到上海宝山，对我们的祖国的钢铁生产一定是个好的促进。”

  从10月26日起，离开大夏林立、欧化十足的东京，开始访问日本关西地区，开始了他轻松愉快地与日本普通人民交流的旅程。

  26日下午，乘新干线号”超特快列车前往日本的文化古城京都进行访问。在乘坐新干线时，某电视台的日本记者通过翻译问：“乘坐新干线快车的感觉怎样？”

  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然后对黄华说：“我们的祖国也要修这种铁路，首先应该是从北京到上海。”

  的这番话，当天晚上就出现在了日本的电视和报纸上，报道说：“从中感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紧迫感！”

  10月28日上午，一行到达和西安结为“姊妹城市”的奈良市。奈良在历史上一直是中日交流的桥梁，至今还保存着中日经济文化往来的遗迹。中午在奈良饭店吃饭时，餐厅旁的“菊厅”里正好有一对新婚夫妇在举行结婚典礼，得知后马上说：“一定要去看一看。”

  饭店立即进行了安排，走进“菊厅”，和新郎、新娘握手，并真诚地说：“祝你们幸福，白头到老。”他还送上了精致的小礼物，新婚夫妇十分感激，连声说谢谢。参加婚礼的人看见如此平易近人，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此次访日，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个多月进行的。他这次对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实地考察，对即将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意义重大。

  1979年10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应邀访华，接见了他，并向他介绍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大平正芳于是问道：“那么，你们四个现代化的远大目标是什么呢？”

  稍作思考后说：“日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万亿美元，你们有1亿人口，人均就是1万美元。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我们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也就是20年翻两番，人均水平达到你们现在的十分之一，而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10倍，也就是说，到当时，总量和你们现在差不多了……我想把这种状态叫‘小康’，那时中国人民就可以吃饱穿暖了。”

  但大平正芳并不明白小康是什么概念，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翻译王效贤，王效贤紧张得差点出汗，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于是急中生智：“就是……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

  大平正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起身笑眯眯地握住的手说：“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

  同时站起身，一脸笑容，并连声应和道：“好，好，小康，我们大家都小康！”

  1978年，是中日关系向着务实的方向发展的一年。访日以后，中日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开始快速地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