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新衣”的加持下，摆摊已成为攻占城市街头巷尾的新型商业模式和消费现象。

  当前，中国一、二线城市涌现了一种新的商业形态——年轻人摆弄的小地摊。它们以车尾厢、折叠式木制货架和移动小车为载体，出现在城市的CBD广场、便民菜市场旁、城市绿道边和公园、景区大门口等区域。

  这些小摊的出现，慢慢的变成了城市新特色，比如在北京，很多“日落集市”在地图上可以搜索到达；在杭州，这些小摊又多以“星光夜市”的形式命名。

  “摊主”们大多数是一、二线 岁的女性，她们信仰“摆烂不如摆摊”，自称“小挣青年”。这群穿着“长衫”摆摊的年轻人，她们还有多重身份，或是小红书博主、电商主播、大学生，亦或是宝妈。

  在各式特色的摊位前，前来逛摊的也以年轻人为主，他们身居一、二线城市，但消费需求“很下沉”。他们不是简单追求地摊货，而是追逐源头严选货。

  与此同时，不少逛摊人转为摆摊人，她们同为互联网原住民，对如何通过电商挖宝源头厂货“轻车熟路”，相比以往的摆摊者，也更懂得如何拿到源头厂货和一手价。因此，地摊货升级为严选货，以大牌代工和白牌平替为主。

  改革开放后，小商小贩像星星之火一样，点燃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摆摊多次扮演了容纳就业和恢复民生的重要角色。一个个小摊推动了全国商贸大流通，并孕育出一批商业大佬。我们熟知的华为任正非、农夫山泉钟睒睒和娃哈哈宗庆后等人，年轻时都有过摆摊经验。

  近二十年来，摆摊经历了几经浮沉，在文明创城中一度被“边缘化”。2020年，疫情对经济和民生造成巨大冲击，一群失业中年人带着摊位走向城市街边。官方一度鼓励地摊经济，但虽疫情的加剧，地摊经济偃旗息鼓。

  2023年伊始，进入后疫情时代，恢复民生和“搞钱”成为全社会*的共情绪识。“北上深杭”等城市率先优化摆卖、设摊的管理方式，并且这种势头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辐射。

  夜市开放的街头空间、城市商圈的烟火气、物美价廉的小商品、种类非常之多的小吃，成为年轻人夜生活的“新宠”。

  体验之余，年轻人加入其中，成为摆摊队伍的中坚力量。与三年前兴起的地摊经济不同，年轻人加入摆摊后，不再是一张方布，铺满商品即快速成摊，他们更看重“形象管理”。在摊位装饰、空间排布、灯光设计上，都力求在有序整齐下展现特色。关于摆摊场所，他们不局限于沿街叫卖，更流行去“傍”城市商圈。

  北京三里屯KPop市集有160多位摊主，带着小卡、海报、周边等新奇好物吸引大家前往；深圳湾万象城的咖啡市集，小屋披上粉色外衣，兔兔捧着粉色咖啡豆，少女感爆棚，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不同主题的商业市集，经过精心布置，以“小而美”又不失“烟火气”的姿态，在商圈附近出现。

  除此之外，流动摊位迭代出后备厢集市和移动摆摊车，周末休息日也被玩出“周末集市”的新花样……摆摊这件事逐渐丰富且“时髦”起来，逛夜市和地摊选购正成为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与“老一代”摊主不同的是，这些年轻摊主更善于利用1688这样的线上源头采购批发平台挖宝源头厂货，通过你自己的喜好进行轻定制和小批发。这让地摊经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地摊货变成了一盘来自源头的严选货盘。

  在小红书，这些摊主相互交流进货机会，仅挖宝1688的自来水笔记就超过了 180 万。在这个圈子里，这些摊主自称“小挣青年”，这些摊位在小红书被叫做“1688 小摊”。

  摆摊离不开货源，货源离不开小商品，小商品离不开“世界超市”义乌。中国*的摆摊货盘线下批发商业市场是义乌国际商贸城。

  过去，由于交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电商未普及，很多摆摊人鲜有跑到义乌进货，而是在城乡结合部的批发市场或本地小商品城进货。这导致不仅价格高，而且质量不一。因此导致大家形成对地摊货等于低端货甚至假冒伪劣货的固有印象。

  摆摊人蒙蒙回忆说，刚开始摆摊时，她在线下批发市场采购了一批帽子、头巾和首饰，花费上千元。后来，朋友帮她在1688上用图搜功能搜索同款商品，发现她买贵了2.5倍。无独有偶，另一位摆摊人徐璐，今年五一假期从北京前往义乌进货。然而，她发现心仪的几家店铺都是十款起批，量少折扣小，而且她对商贸城不熟悉，逛得晕头转向。

  “对于拿货量小的客户，很多商家并不友好，而且很多品类的售价都比电子商务平台贵。”徐璐感慨道,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线下进货，即便拿到货，也很可能是库存尾货。小买家很难拿到压箱底的好货和老客户的底价，她开始转向线上平台采购。近日，“多巴胺穿搭”成为国内外新晋“顶流”，徐璐嗅到商机后采购了一批多巴胺项链，摆摊头天就卖出40多条。

  在电商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义乌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把线上义乌小商品市场模式的平台，如1688视为竞争对手。这些年来，义乌商贸城始终积极谋变，尝试做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从2008年启动“ON CCC”，到4年后衍生为“义乌购”，再到现在的“Chinagoods”，义乌商贸城一直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尝试和探索，迎合时代发展趋势。

  在大疫三年期间，义乌商贸城的海外买家锐减，商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以及小B买家。这一转变的标志是，朱燕俊的一帆日用品、翁亮的名亨饰品、楼国英的亲霞袜业等在义乌商贸城发展了20余年的生意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对《鲸商》表示：数字化慢慢的变成了必选项，跑量的时代已逝去，小批发、轻定制和年轻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开始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开设店铺，通过社会化媒体和短视频等渠道进行推广，吸引更加多的年轻消费者。

  今年4月，义乌商贸城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出现——在1688上开设了义乌小商品城官方数字馆。这一举措鼓励义乌商家们把“压箱底”的好货都搬到线上，拿出给老客户的底价给年轻买家，让年轻人不需要到义乌，也能采购到义乌源头好货。

  义乌数字馆上线个多月来，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已吸引商贸城近三千家头部优质商家入驻，每个商家都经过了义乌小商品集团的官方认证。义乌小商品集团透露，商贸城有七万多商家，其中一半以上已经在1688上做生意。下一步，义乌小商品集团希望把这些商家逐个识别出来，纳入到官方数字馆，并在产地地图上进行清晰标识，为广大购买的人提供更加便捷的采购渠道。

  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0至2022疫情三年期间，中国新增了大约3200万新生儿，这背后是超过1000万个30岁以下的年轻宝妈。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宝妈中，摆摊成为她们的*副业。

  汪常玲，1994年出生，毕业于建筑规划设计专业，曾在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负责设计商场的摊位布局。然而，在疫情期间，她意外怀孕后回老家生孩子。后来，她又怀上了二胎，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同时也陷入了产后抑郁和婆媳矛盾中。

  为了补贴家用、找回自我、重新跟社会连接，汪常玲不顾家人反对，哄娃睡着后晚上出门摆摊。汪常玲是做地产出身的，知道很多客户买了房子装修都是上1688找源头货源。决定摆摊后，她也上该平台拿货，专门找义乌的小商品货源，净利润有50%左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摆摊还治愈了她的抑郁症。如今，她有两个小摊，每天摆摊三小时，每个月纯收入近万元，与她在深圳时的薪水差不多。

  像汪常玲一样，Lisa也是一位宝妈。去年11月，她开了一家饰品工作室，现在月收入已经过两万。她在线上平台寻找优质工厂，线下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在门店成立自己的品牌。同时，她在小红书上分享商品，获取顾客，并通过工厂一件代发，获取利润。

  年轻人在摆摊行业中，不仅仅是摆摊赚钱，更是在创业路上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一边摆摊一边直播，记录摆摊见闻，短视频成为标配。他们挖掘宝藏工厂，引流到私域接广告，在电子商务平台摆“云摊”开“云店”，招揽学员，做摆摊培训的生意。消费活力被激发的同时，个体创业全面开花，推动年轻人多面创收。一时间，围绕摆摊形成了巨大的副业市场，有投资机构测算说市场规模超千亿元。

  摆摊经济的热潮，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疫后复苏期，烟火气和民生被放到了优先位置，多地尝试开放商业外摆、规范街道摆摊，发展夜经济。公开资料显示，今年 9 月 1 日起，多个特大城市和一线城市开始试点摆摊经济的规范化管理，为摆摊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政策支持。

  政策导向离不开现实社会压力的考量。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过去几年为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和轻创业的机会，但随市场的饱和和竞争的加剧，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已然浮现了瓶颈。

  进入 7 月，走出大学校门的1158万应届毕业生，面临的是这样的就业局面——20%的青年失业率、30%本科率的广州新骑手、多个城市宣布网约车司机饱和并停止增发新运营牌照。

  在上述背景下，摆摊慢慢的变成了了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新选择，以及年轻人体面赚钱最主要的副业手段，成为网约车和外卖骑手之后，第三大轻创业模式。至此，灵活就业的“三件套”也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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